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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課改的變遷、收獲與經驗

發布時間:2019-10-11 作者:羅生全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收獲源于變遷過程中的理性審視,經驗成于歷史沿革中的用心積累,課改作為教育事業中一簇奪目的浪花,見證了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行動努力與理想愿景,也讓課改踐行者能夠正視自我,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開啟新的征程。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頒布之年,教育作為社會進步、民族振興、文化傳承和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載體,譜寫70年價值內化與外顯的歷史華章就成為其精神慰藉與行動付諸的成長訴求。收獲源于變遷過程中的理性審視,經驗成于歷史沿革中的用心積累,課改作為教育事業中一簇奪目的浪花,不僅見證了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行動努力與理想愿景,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也打開了正視自我的心扉,以借鑒與批判、繼承與創新的新思維開啟新征程,向世界傳唱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從這個角度而言,重溫70年課改的風雨歷程是必要的,也是適切的。

70年課改的變遷歷程:8次改革的不同訴求與陣痛交加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70年,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歷經了不同階段,表達了不同時期的探索訴求與希望所在,與此相應的基礎教育課程領域,也經歷了8次改革的不同訴求與陣痛交加。1949年至1952年,新中國迎著朝陽對舊有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改革,第一次制定了全國統一的教育政策,開啟了以“新”換“舊”的課程改革之旅。第一次課改之后,我國步入了過渡時期社會發展的關鍵節點,主動適應該時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要求,服務黨的教育方針,建構較為全面的中小學課程體系的迫切主張,促成了1953年至1957年以“師法”蘇聯服務課程體系建設為主題的第二次課改順勢而來。1957年,受毛澤東同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的影響,全國各地在教育部統一部署之下進行了第三次課改,其目的是為了更好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1961年,為糾正教育革命帶來的嚴重后果,國家又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為指導,對中小學課改進行再調整、再統一,但最終未能有效調整。1964年至1976年,課改在糾正未果的情況下又遭遇“文化大革命”影響,中小學的正常教育教學秩序受到嚴重干擾,整個改革也陷入非理性的無序狀態。

1977年,全國科學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破除了前一時期課改存在的諸多困境。隨后,教育部通過成立“教材編審領導小組”,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確定中小學基本學制(十年制),使用第五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材等舉措,實現課程領域的撥亂反正。隨著“雙基”任務的提出以及第五套全國通用教材全部編寫完畢,第五次課改也于1980年悄然結束。1981年至1984年,我國拉開了第六次課改的大幕。這一時期,教育部先后頒發全日制六年制和五年制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和修訂草案,以及城市和農村六年級學生教學計劃草案,對整個課程領域諸多內容進行了調適。與此同時,人教社開始編撰第六套全國通用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材,以期實現整個課改的順利推進。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頒布,為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了體制創新和法律保障,特別是后者的出臺,確立了義務教育的性質和地位。為在全國有計劃有步驟地普及義務教育,當時的國家教委制定了課程教材發展規劃、課程教材多樣化和三級管理政策,確定了教材審定制,而所有行動舉措也推動了第七次課改的登場。伴隨第七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材的使用,“課程計劃”也隨之突破了教學計劃的范疇應然而生,成為該時期課改的顯著表征。2001年6月,教育部頒布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掀起了以“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個學生的發展”為目標的第八次課改的浪潮,素質教育下新課程體系建構是該時期課改的核心表達。2014年3月,教育部頒布了《關于全面深化課程改革 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要“組織研究提出各學段學生發展核心素養體系,明確學生應具備的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同年12月,我國普通高中課程標準修訂工作正式啟動,其核心要義是要培養學生的學科核心素養和跨學科核心素養。黨的十九大召開以來,課改事業依舊堅持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發展理念,不斷變革和探索新的育人模式,完善內部結構體系,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70年課改的收獲:不斷總結改革經驗,完成自我建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課改,是黨和國家在認識自身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的主動探索,是在不斷總結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完成的自我建構,其立意深遠,影響巨大,為我國教育現代化的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首先,課改體系走向完備。在國家發展的每個關鍵節點,中國共產黨都會挺立潮頭,為課改指明方向;在社會進步的每個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都會審時度勢,為課改描繪藍圖。從這點而言,8次課改是在黨的大政方針指導下進行的改革,反映了黨在教育事業上的高瞻遠矚,體現了黨對課改的密切關注和人文關懷,并且每次課改均是對現實問題的回應,符合人才培養方針;是帶著目標與問題進行的既有整體性又有階段性的改革,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黨和國家對基礎教育美好發展的時代訴求。正是因為階段性課改經驗的不斷總結,包含課改方案、課程標準、教材體系、實施體系以及評價體系等系統性的改革體系才得以形成,在詮釋整體意義的同時又豐富了其內涵與外延;是指向改革過程中的一種關切具體內容——課程目標從社會本位走向以人為本、課程結構從單一走向多元、課程內容從分科知識掌握走向綜合經驗的獲得、課程實施從集體傳授走向個體生成、課程評價從強調選拔走向注重綜合發展——走向完備的行動嘗試。可見,70年課改是在黨的關懷和教育方針指導下的層替衍進,課改體系也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了自我完善與未來展示。

其次,課改機制不斷創新。機制創新是課改的原動力,也是改革結果內化于心、外化于人的一種成果展示。70年課改機制創新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具體表現在:一是課程教材發展機制的創新。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課程教材發展先后經歷了由“國定制”到“審定制”,再到“教育部課程教材工作領導小組”,以及隨后成立的“國家教材委員會”和地方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這種帶有明顯“統權—分權—統分結合”的權力機制創新過程。二是課程管理體制機制創新。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對于課程的管理還停留在國家統一管控的傳統認識之中,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現象影響了課改效果的深入人心。1999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試行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由此開啟了我國課程教材的三級管理體制,一直沿用到今天。三是基礎教育質量監測機制的創新。70年課改的歷程,我國逐步見證了改革帶給基礎教育乃至整個教育事業的變化,正因如此,黨和國家給予了基礎教育更多的關注。比如,2007年成立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2012年成立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一系列舉措表明了黨和國家對基礎教育體制機制創新的決心和勇氣,未來課改機制絕不會墨守成規,不斷創新仍將是我國基礎教育領域改革的主旋律。

再次,擁有能力出眾且經驗豐富的改革隊伍。70年課改的道路是艱辛的,之所以課改能夠持續推進,是因為一批能力出眾且經驗豐富的改革隊伍支撐起了課改事業的一片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擁有一批具有豐富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專家隊伍。回顧8次課改走過的道路可以發現,歷次課改正式實施之前,都需要驗證課改實施的理論基礎是否可行,課改理論主張能否科學指導具體實踐。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省思,基礎教育領域迎來了多領域、多學科,具有理論或實踐經驗的師資隊伍組成了能夠給予課改具體經驗指導的專家團隊。二是擁有眾多具有高水平管理經驗的行政管理隊伍。搭建一支高水平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對于課改而言不僅能夠指引課改走向正確的改革方向,還能夠對課改中的具體要求進行制度上的規范。新中國成立至今,教育行政管理隊伍愈發走向結構合理、權責分明和程序規范,維護著課改的穩固前進。三是擁有大規模的高素質教師隊伍。課改的實踐檢驗需要一線教師的親身體驗,也就是說,教師對改革的實踐反饋反映了課改的具體成效。從最初國家未重視教師參與到提倡教師加入討論,再到如今教師與課改的密不可分,認識的轉變證明了教師的價值存在,而現實的需求促成了大規模懂課改、促課改、思課改的高素質教師隊伍的建設,這也仍將是未來課改繼續關注的核心議題。

最后,“立德樹人”得到有效落實。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和進步。相較過去,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正是因為黨和國家的審時度勢,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將“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這一認識的轉變開啟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新征程。課改浸染了人們認識轉變的精神內涵,通過實際行動賦予改革新的理念與活力,重點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學校課程體系建設更加完善。“立德樹人”教育目的的根本指引,加速了學校課程在課改標準、課程內容、課程組織與實施以及課程評價等方面的系統完善,同時也豐富了學校課程與地方課程、鄉土課程的關系內涵。二是學校教研的有效推進。“立德樹人”賦予課改新的生命力,必然要求校內教研活動的配套開展,引導教研活動走向系統化、科學化、規范化、多元化,推動課改進程走向科學順暢。三是課堂教學的認識轉變。以人為本的概念主張,扭轉了傳統“三中心”對課改造成的固化認識,課堂教學也從不斷講授走向具有情境化、生態化與個性化的合作交互式學習,提升了學生知識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70年課改的經驗:讓教師成為課改的主體,彰顯中國底蘊

課改70年的歷程是跌宕起伏的,每一次改革都是特定歷史時期對基礎教育更好發展的美好訴求。歷史在清晰呈現課改發展痕跡的同時,也將每次改革的經驗沉淀下來。因此,我們探尋70年課改厚重的歷史經驗,既能重溫課改求索之路的艱辛努力,又能為未來的改革獻策助力。

第一,堅持黨對課改的領導,保持中國特色。堅持黨對課改的領導,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所決定的。回首8次課改的歷史進程,雖然由于認識不足和決策失誤造成特定時期課改領導機構的無序存在,但總體而言,課改是始終沿著黨的教育思想、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進行的,突出了黨在課改領導上的絕對核心。黨的十八大召開是基礎教育發展新的里程碑,基礎教育各項事業的發展方向與行動選擇得到了明確。其中,教育體制與機制的不斷創新,為課改走向科學化與規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國家先后成立教材委員會與工作委員會等機構負責課程教材建設工作。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提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政治保障和有力人才支撐,必須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絕對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基礎教育發展于國于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始終加強對基礎教育的關心和重視。一系列表述證明了黨和國家對教育事業的重視力度與關心程度,表達了中國教育發展的特色。只有在保證課改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才能夠調動更多的資源助力課程改革,早日步入教育強國之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二,扎根本土進行探索,提供中國原創理論。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以原創理論的產生向世界基礎教育改革提供中國方案,這是課改行動自覺的本質表現,也是建構我國課改話語體系的價值追求。回顧8次課改歷程,我們從中依稀可見“師法”蘇聯與學習西方課程改革經驗的影子。當然,也有扎根我們本土自己的課改實驗,如杜郎口中學的“10+35”模式、昌樂中學的“271”模式、新知學校的“自學·交流”模式等,同時產生一批像李吉林等有重要貢獻和影響的本土教育家。不可否認,特定歷史時期學習他域的課改經驗是必要的,但是課改是動態、漸進的,過分移植國外經驗而忽視本土的實踐創生,終究難以形成具有中國風格的課改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課改在原有基礎上更加鼓勵體系創新,呼喚本土教育家的群體出現。一方面是將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作為課改的精神統領,并將其精神內核融入課程標準之中、課程教材建設之中、課改實踐之中,探索課堂教學新模式,積累改革的理論經驗,形成自我的話語體系;另一方面是鼓勵更多一線教師扎根本土實踐,深度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進課程、進教材、進教學,形成帶有區域文化特征的教學流派,以自己的實際耕耘和不斷摸索探尋基礎教育發展的新規律,從而提煉屬于中國基礎教育特色發展的原創理論。

第三,正確處理課改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關系,詮釋中國風格。正確處理課改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關系,就是要在改革的進程中求同存異。“統一”即部分連成整體,分歧歸于一致,這就意味著課改要在既定的規則要求下達成統一的認識,維護統一的原則。課改是黨和國家對教育事業關心的具體體現,也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關鍵舉措,這就決定了課改帶有明顯的社會主義性質,典型的社會主義特色,這是課改統一要求重要的表現維度。同時,課改在課程標準、課程管理制度、統編教材編訂等方面有國家統一要求的必然性。同時,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和諧共處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文化適應以及教育現狀參差不齊,國家在課改統一要求的基礎上,又倡導各地區根據區域實際情況尋求多樣化發展。例如,開發校本課程,創新課程開發與實施機制;課程內容在核心價值指導下可增加本地區、本民族文化,體現課程文化的多元性;課堂教學在統一要求上可尋求各自的特色表征,增強校際之間的特色化、差異性與個性化,等等。而維護課改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并存的新局面,是黨和國家關懷教育的集中體現,未來我國課改仍要秉持這種關系與理念,唯此才能夠順暢推進課改走向科學、走進人心。

第四,讓教師成為課改的主體,彰顯中國底蘊。教師是一切教育變革的生力軍,缺乏教師參與的課改是沒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讓教師成為課改的主體,彰顯中國尊師重教的傳統文化情懷是國家內在品性的外在顯現。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改變教師在課改中的角色,使其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課改中來,促進教師對課程開發、設計、決策、實施、評價主體的認識得到進一步強化,一時成為課改的重要話題。從整個大環境來看,真正讓教師成為課改主體,需要理念的三重轉變:一是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讓教師體悟到職業幸福感、成就感。也就是說,學校要讓教師在課改中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樣才能從精神層面去感召教師積極參與改革。二是行政管理部門要轉變認識,鼓勵教師主動參與課改。“磨課”是當前教師廣泛采取的“提質促專”舉措,研磨需要時間,這就需要教育管理人員轉變認識,多方組織、反復演練、精心培育,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進而提高教學質量。三是為教師“增權賦能”。也就是說,新課改要考慮賦予教師何種新的權利、增加何種新技能。這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門將相關權力下放,利用多渠道、多樣化方式促進教師的專業化成長。

第五,加強課改研究的國際傳播,書寫中國故事。向世界傳唱中國聲音,書寫中國故事,是我國課改極力為之奮斗的價值選擇。新課改實施以來,我國逐漸開始擺脫域外聲音的強制干擾,通過自身在課改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探索,走向了與國際合作交流研究的自覺之路。一方面需要我們自身不斷挖掘本土的優秀文化資源,這是課改的文化之根,只有將傳統優秀文化融入整個課改體系之中,才能真正體現具有中國特色的課改經驗。當然,我們也不能排斥國際課改的潮流,要通過借鑒、批判與創新的眼光去審視。例如,我國根據國際核心素養的表現維度創生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核心素養體系,向世界課改分享了中國經驗。另一方面向國際傳播課改經驗,就需要搭建國際經驗交流平臺。新世紀以來,我國多次參與或舉辦關涉基礎教育發展的學術研討會,如國際課程論壇會議、課程教學改革與教師發展國際研討會等,以學術交流形式向其他國家及地區講述我國的課改故事,實現中國經驗的國際化。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課程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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